Sunday, September 21, 2014

当年在人民警卫队的日子 (黄昭远撰写)


当年在人民警卫队的日子

1967
216日我正式被人民协会聘请为第四届的见习组织秘书。在丹绒百葛联络所工作了四个多月后就进入当时的国家青年领袖训練学院接受为期三年的训练。第一階段为期的四个半月的住宿训练是当时的初级课程。

完成初级课程后就直接被调借到当时的人民警卫队担任节目策划员(Progamme Officer)。回返学院再接受为期各4个半月的中级課程及高级課程后仍然还是被委派去人民警卫队工作。在那儿一共工作了5年半才回返人民协会青年组担任青年活动督导员 (Youth Officer)

新加坡与印尼关系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出现令人担忧的对抗局面。一些公共组屋及私人住宅区的居民更自告奋勇地组成义务的巡逻队伍,让居民在晚上分组在社区内进行义务纠察。他们备有手电筒,警棍,衣袖上佩戴 VC Vigilante Corps臂条,三,五人一组进行巡视。留意可疑份子以避免居心叵测的不良份子伺机进行一些破坏活动而危及居民的安全。



为了方便協调工作的安排,有关的警卫站多设立在区内的民众联络所。内政部属下的警局也相应配合,委派人员提供所需的专业支援。由於反应不错,深获男女居民的支持,促成了日后政府把义务性的人民警卫队的慨念提升到国民服役的体制里。

配合政府在1967年宣布实行国民服役,中央人力局便根据遴选的准则,分配合格入伍的青年到军队接受全日制的住宿军训或是到警察部队及人民警卫队进行非全日制的部分时间训练。

作为一个全新的机构,各政府部门调借职员包括警察部队的官员,人民协会的组织秘书参加工作。人民警卫队当局也直接聘请体能指导员,他们都经过严格的体能训练,组成了基本的核心,为被分配到人民警卫队非全日制的国民服役人员提供服务,展开训练的工作。

受到资源设备不足的局限,当时的训练中心是設立在遍布全岛以8个警区为主的邻里学校。这样的安排可让队员们能更方便地在晚间每周二次前往指定的学校报到。

训练的时间由傍晚 6时30分 开始到 10时30分 结束。在校的学生一放学,他们便离开学校场地让我们进入使用夜间的场地。通过借用的课室,操场,礼堂等设备, 我们每周五天,在那里为不同期间入伍的队员提供相关的国民服役的训练。

在开始的階段,每个警区的主管都是由调借过来的警监级警官担任。属下的警长及仕官则分别教导简单的法律入门知识及步操,以灌输制服部队应有的纪律。这些執法官员也得处理提控不遵守国民服役法令的法律诉讼,使长期无故缺席训练的国民服役人员得到应有的处分,以儆效尤。

人协的组织秘书则负责为国民服役团员讲课,有如培养良好公民之类的课目,组织户外集体康乐活动,协助团员进一步互动的远足及露营等活动。

另一方面,体能指导员则负责提供各类的球类活动,空手道,柔道,机械操与徒手博鬥及防身术的基本课程等的训练。

在法律的要求下,无故缺席或连续性地缺勤都要面对法律的制裁。法理不离人情,在兩者相互平衡的情况下,我们都会协助警务人员先了解队员所面对的困境才决定进一步的行动。

一些队员由於所受教育不高,也有典型的自僱人士。抛开工作,前來训练可能意味着他们沒有足够的收入来维持生计。所获得的车马费津贴对所需的生活费的辅助性不大。因此遲到者或缺勤者都会面对不同程度生计上的窘境而非刻意知法違法,有时有些处境也会令人同情。

对於沒通知我们而又持续长期缺勤者,我们便只好联同來自警方的同事根据所查询到的不同住处逮捕他们,带去警局,在隔天把他们提控上法庭。

受到学识与教育水平的局限,我们有时不得不用福建話來教課。对於一向方言能力不强的我更是倍觉吃力。记得当年用闽南語对着一班只有小学程度的学员來解说“远足”(Hiking的慨念时竟然把它解说成:Hiking 就是走路。



Sir,Sir,什么是远足?

远足就是一群人同时用两隻脚,一前一后地移动,从甲地走到乙地的一种活动。。。。

在讲解时,碰巧警区的主管华籍警监在課室外巡视。眼尾斜瞄过去,見到他忍俊不禁,疾步离去的那个脸部表情;事隔数十年,仍然烙印在我的腦海中,记忆異常深刻。

在与学员互动的过程中,有时真的还搞不清,队员是在向我们学习指定的课程,还是我们向他们学习运用方言的能力。

由於生活的环境不一样,成长学习的方式有異。我们习以为常的用那套蹈规循矩的社交礼仪去面对一些学员,根本就是秀才遇到兵,不是有理说不清就是越说越糊塗。

通过经验的累积,我们也只好放下我们的身段,融入他们的生活方式以他们熟悉的表达方式來与他们沟通与互动。

这种不是很理想的調整,虽然证明是有一定的功效,但却使到我们对一些草根性的俚语与问侯词的掌握运用能力突飞猛进。严然成为每日不可缺的一门必修课。

对我來说,那是一种颇为无奈的适应。在一些学员來说,他们却对这种调整倍觉亲切。

你不得不对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二句話另有一种领悟

随着经验的累积及体制上的不断改进,高级警官担任区主管职位的惯例开始逐步消失。由來自不同政府部门的非制服人员所取代。我们也被要求穿上制服,成为一个制服团体,在统一制度的大团体中扮演不同的角色。

政府在评估整个体制的长期功效后决定把人民警卫队与当时的消防局,兩者合併在一起组成了大家所熟悉的民防部队。

一群组织秘书面对是否要回返人协或重新申请作为民防部队的新员工,必须作出抉择时,大多数组织秘书决定留在他们经已熟悉的工作环境继续事业上的拚博。

我选择了回返人民协会。带着那一段在人民警卫队度过了近6年的工作体验与它一起走进历史,成为日后往事偶尔回味一番的一段记忆。

成为人民协会组织秘书时我尚未满18歳。以一个只有二十來歲的年青小伙子,担任只比国民服役团员大三,五歲的指导员,是没法加以解说的一种机缘巧合。

当时身在局中,见証一个新生的机构逐步发展到有各司其职的专门部门的大机构。沒有以往类似经验可以参考的工作坯境中,不管來自何处的员工,大家都是在模索中,实验中学习。也许我只能用“战战兢兢,跌跌撞撞,踉踉跄跄,摇摇晃晃兼带跳,爬,滚,趴,打”的描述才能对当时的工作情况及心态有个较切确的形容。

可能是当局者迷,年少不更事。对那种震撼的冲击全不以为意。自己完全沒有觉察到,那个过程在我日后对事物的看法带來重大的影响。

事隔多年后,每当我回忆到这段在人民警卫队的日子的,我总是觉得那段工作生涯的人生体验非常的难得与珍贵。

如果我沒有机会在那段日子接触到多达13批征召入伍的青年,我想以我的生活坯境与成长模式是不可能接触到这些来自另一种背景的青年同胞并与他们有进一步的互动。

了解到他们与我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我深深地体会到在当时的那个工作坯境是另一种很好的学习场所。在学校,书本上学到的那套理论与知识与一些现实情况是有蛮大的落差。

适应与調整的能力应人而異但却是一个很好的挑战。在很大的程度上让我日后获益不少。

作为一个专业的青年与社区工作者,我很庆幸有一个如此难得的际遇来接觸到来自不同階层的青年,让我在日后更有信心地在更大的层面扮演为青年朋友组织德智乐育活动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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